来到棠樾，必然去男祠和女祠走一走。
    男祠三进五间，宏大博深，显示出封建礼教中男人至高的地位，空荡阴凉的空间仍然能给人一种肃穆景仰的威严。这里就是鲍氏族人商谈表决族中大事、祭祀、处决违背族规之人的宗法场所。也许100多年前还商谈过建立牌坊群的事情，从而在天地间架构起“忠、孝、节、义”完整的封建礼教思想体系。
    我感兴趣的，倒是这全国唯一的女祠——清懿堂，为曾国藩所书，以“清懿”为名，取“清白贞烈、德行美好”之意。女祠产生于明代中叶，在当时重视个性和良知的人文思潮下，更多的人意识到女性在抚养孩童、赡养长辈、持家俭德方面任劳任怨，特别是徽商外出奔波，盛行三百余年，徽州女人作为后院操持，功不可没。于是开始为女人在神圣的族权里树立牌位。比较早的在明嘉靖年间，呈坎的东舒祠在第三进南侧开辟一内室，供奉女性灵位，称为“则内”，表明祠堂正龛没有女性地位。真正成为独立而出的女祠，是出现在清朝时期。
    棠樾女祠建于清朝嘉庆十年，即1805年间。徜徉其间，不再是男祠专制的威严，而是隐然透出一种凄然与黯淡。能走进这里的女人们，都是忠贞烈女，每一块灵牌后面大多是一个辛酸感人的故事，挂在两旁的图象皆是这类的代表女性，有千里扶柩、尼庵守贞、自缢殉葬、舍身护婆等。鲍氏二十四世祖鲍启运的图象挂在中央，我很佩服他建造女祠的勇气。也许是出于对列位母亲的尊重，抑或是树立后世女子的榜样，鼓励以其忠贞守节而能列位于中。虽然不能视为封建女性解放之作，但在传承了二千年的封建礼教纲常、受儒家思想熏陶至深的时代，不能不说是胆大冒犯之手笔。可以想象得见当时曾引起多大的阻挠和争议，首当其冲的必定是族内白须飘然的顽固长者和地方政府王权的卫道士。但无论怎样，这座唯一颂扬女性的马头墙牢固地树立起来了，鲍家女人终究是有了一个承认女性尊严的地方。
    但女人毕竟是女人，无法与男人至尊相提并论。女祠让开主道，背对人群，侧立于男祠的右边，形制上只是男祠的陪衬而已。女祠建造明显要低矮阴暗，旁开侧门，朝向坐南朝北，与男祠相反。据说取自于《易经》上“男乾女坤、阴阳相悖”的哲理。还有旁边官道上树立的鲍文渊继吴氏节孝坊，虽然打破了“孔孟之道”继妻不准立坊的常规，但在牌坊额上“节劲三冬”的节字上，还是把节字的草头与下面的“卩”错位雕刻其上，以示继室与原配在地位上是永远不能平等的。女人终究是走不出三纲五常的束缚与限制的，她们仅有的一点荣耀也是用毕生的孤独与辛酸换取而来。我开始同情起这些寂寞的灵牌来，可敬可怜的女人们。
    徽州女人由于诸多原因，她们必须恪守族约、宗法。因为儒家思想主仁倡礼的正统熏陶，鲍氏宗族以“孝悌”为核心的思想传承，由于徽商抛妻弃子外出闯荡，使得她们既荣耀又无奈地坚守贞洁，从夫之道。女祠内有一 “贞孝两全” 牌匾， 曾国藩为知府鲍书芸之女鲍秀鸾所题。此女嫁与程宗焯，十七岁守寡。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入，拒绝父母劝说逃生之意，说：夫死守贞，贼至殉节，吾分也。遂与女仆程凌氏同死。可见在正统思想的封建年代，女人为了遵守贞孝，付出的却是生命，以换来身后这一块足够分量的牌匾。
    203年的女祠历史中，也只有59位女性灵位能“荣幸”地摆放在祠堂神龛正中，接受鲍家后人瞻仰膜拜。这些女人基本上是终身守寡，以一生的孤独和无奈的宿命争得一席之位，忍受了平常女性无法忍受的泯灭人性的苛严才在方寸间刻上自己的名字。灵位中我看到这样两位女性：汪氏，鲍文龄妻，二十五岁守节，卒年四十五岁，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建节孝坊；吴氏，鲍文渊继妻，嘉定人，二十二岁嫁入棠樾，事病姑尽礼，二十九岁夫故，抚前室子元标准，修九世以下祖墓，葬夫同种族属未葬者，守节逾六旬，乾隆五十二年冬月建节孝坊。她们算是幸运的，守节孝顺家族，得到乾隆皇朝恩准，将名字从小小灵位中镶嵌到了代表至高殊荣的牌坊上千古不朽；她们也是不幸的，在接受颂扬的背后，是无可言及酸楚的悲哀命运。她们是背负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背负的是不可违的统治阶级维护自身权位的所谓的文化教统。在被抬高享受荣光的同时，也成为活教材教法跪拜于香炉前的女人们，笼络裹着小脚的女人以及族人思想，来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才是宗族和当朝官宦们的真正目的。
    忠贞、孝道、顺从、谨守三从四德，是鲍家女人的性格，也是徽州女人的缩影。一尊灵位，一座节孝坊，是一个鲍氏女人冲不破的樊笼，是封建王道和族权统治下的牺牲品。她们承担着双重矛盾的个人与家族、时代的缠绕。时代塑造了颂扬，专制造就了悲哀。
    步出女祠，已是黄昏。斜阳下，女祠如一位谦恭从命的女人，颔首低眉，面北服侍眼前正襟端坐的男人。夕阳撑亮了四角飞檐、宏大庄严的男祠，却只是将余光斜斜地洒向女祠的两鬓。鲍家女人即使死后百年，还仍然这般的戒守着清规戒律，也许直到祠堂坍塌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解脱之日吧！

作者：汪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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